全國82.2%高新企業從原登記地去了江蘇，“江蘇模式”贏了嗎
近兩年，為了爭奪優質且有限的產業資源，幾乎所有城市都打出了“全員招商”“全域招商”的策略，城市間的正面競爭愈發激烈。比拼存量之外，招商引資往往是一座城市挖掘新增長點最直接也最快速的路徑。
在高新技術企業這個具有代表性的領域，招商引資的一種結果性表達，就是企業發生異地遷移，并通過公示反映出來。2022年，江蘇以一省之力拉動了全國范圍內的高新技術企業遷移——全國82.2%從原登記地搬出的高新技術企業，都被招去了江蘇。
這里要補一個前情提要：筆者兩年前處理這批數據時發過一篇閱讀量很高的文章，當時我們就發現，在2017至2021年的4年間，從北京離開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遠超其他城市，而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去往了江蘇南京。
不少城市都直面過江蘇招商的直接和狼性。一位負責蘇南區域政府合作招商的相關人士就曾對筆者表示：“如果有上海企業愿意到外地發展的，企業主只要來考察就給兌付獎勵。”
所以，真的是“江蘇模式”跑贏了競爭激烈的全國產業招商大戰嗎？
從最新的數據來看，確實有更多的城市正被卷入這樣的競爭中。2020年，從北京遷出的高新技術企業占全部遷移高新技術企業的50.76%；2022年，這一數字縮減至10.6%。
部分新一線城市的企業流失開始加速。西安、成都遷出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連年增加——2022年成都遷出了53家，是前一年的3倍多；西安遷出了57家，位列全國第二名。
2022年遷入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最多的前七座城市全部來自江蘇——徐州超過了南京，成為遷入數量排名第一的城市；鹽城的招引數量相比去年幾乎翻倍；常州在一年間從遷入1家飆升至62家。
徐州、鹽城、常州，曾經都是憑借承接都市圈中心產業外溢來講故事的城市，如今在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招引中站到了主導地位。除了有這樣一批勢頭猛烈的二線城市，江蘇還有一批強縣的招商工作也頗有成效。
位于蘇州太倉的蘇州品為房地產銷售有限公司總經理孫莉表示，婁江新城規劃的逐步落地對太倉的招商有顯著拉動作用。“為什么有高管愿意帶著企業舉家從哈爾濱到太倉，或者一些博士從國外留學回來愿意到這里創業？因為太倉能給到他們的購房、教育等政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新區、新城一般指城市新開發且人口、經濟相對集中的非中心區域，通常能獲得更多的政策傾斜，具有充分的成本優勢。
筆者將企業遷移前和遷移后的注冊地址與國家級、省級和市級開發區的邊界進行匹配，統計了重點產業園區遷入或遷出高新技術企業的情況。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高新區和西安高新區是流失高新技術企業最多的三個園區。
蘇州高新區則是遷入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最多的園區。位于武漢的創新醫療器械企業精微視達，于2022年獲得了來自蘇州高新區管委會直屬蘇高新金控的A+輪投資，并在1年后將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遷入了蘇州。精微視達入駐了蘇州高新區的醫療器械科技產業園（Medpark），并迅速啟動了有關國產高端內窺鏡的國家級重點研發項目。
筆者統計了所有遷移的高新技術企業歷年的融資情況，并關聯投資機構的所在地，發現有39.2%的企業曾獲得過來自遷入地的投資。蘇州、杭州、合肥等新一線城市的投資機構最為活躍。
金錢和政策固然是影響企業遷移的重要因素，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關心遷入地的產業資源稟賦。一座城市是否能在供應鏈條上擁有豐富的上下游企業集聚，從而為企業降低成本或帶來訂單，是招商時的另一大重點加分項。
從 “江蘇模式”中也能看到產業鏈招商的痕跡。以對上游數據資源和下游商業化路徑更加敏感的人工智能產業鏈為例，筆者提取了發生遷移且屬于人工智能產業鏈條的高新技術企業，并評估了不同環節企業對遷入城市的選擇偏好。
其中，遷移意愿度參考了區位熵的算法，值越高說明該環節企業更傾向于遷入這座城市。
遷入人工智能相關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最多的三座城市，分別是南京、徐州和南通。其中，位于中上游環節——如數據資源、AI開發技術的企業更偏好科教資源豐富的南京。
而在下游環節，傳統制造業資源豐富的南通對工業機器人、智能電驅系統、智能控制裝備企業的吸引力較大。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物聯網設備企業則更喜歡已經形成家居產業集群的徐州。
無論是帶資招商還是產業鏈招商，業務落地或許才是評價招商工作的最終標準。
提供一手項目對接落地平臺化服務的人人招商總經理姜鑫表示，如果要在蘇州工業園區拿地，一般需要承諾的年均畝產稅收不低于80萬。如果企業稅收、產值嚴重未達標，甚至可能會被要求遷出，把土地騰給更好的企業。
與豐厚的資源和補貼伴隨而來的，是遷入地對企業實力的高標準和嚴要求。眼下，各地政府、園區都在積極引入能帶來更高效益的產業與企業，這也是制造業企業流動趨勢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姜鑫認為：“現在各個城市普遍想要的，就是能遷入過來一條真實的制造業產線。這樣一個大項目就能帶動一堆企業直接集聚，比如上下游企業為了降低物流成本很有可能就會考慮在本地再開一個廠。”
筆者統計了過去三年中，每年發生遷移的高新技術企業各自所屬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門類。一個顯著的趨勢是，屬于制造業的高端裝備制造和新材料企業占比逐年上升；相反，偏重信息服務業的企業占比呈現下滑態勢。
姜鑫表示：“政府這幾年的關注點集中在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這些重資產且能帶來稅收和就業的產業。像元宇宙、大模型這些方向，雖然很熱門，但只有頭部城市帶得動。大部分城市的政策都會向制造型企業傾斜。”
反觀“江蘇模式”，從企業注冊資本的角度來看，盡管江蘇吸引到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多，但普遍是小企業。
遷入江蘇的2560家高新技術企業中，注冊資本小于500萬的小微企業占到76.21%。海南作為最年輕的自貿區，稅收優惠政策依然是其吸引企業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遷入企業的注冊資本分布上也與江蘇呈現出類似的結構。
相比之下，遷入廣東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是江蘇的十分之一，但它與江蘇招引到注冊資本5000萬以上的大型企業數量基本相等——廣東對大企業的招引成效明顯更高，且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和高端裝備制造型企業為主。
更值得關注的是，遷入廣東的29家大型企業中，有16家都來自珠三角城市群內部。從過去四年各個城市群內部的高新技術企業遷移路徑占比變化中看到，珠三角城市在城市群內部尋求遷入地的意愿逐年增強。
2022年，從珠三角城市離開的高新技術企業中，有31.94%直接就近遷入了城市群內的其他城市。相比之下，長三角、京津冀未能將遷出企業留在城市群內部，且集中表現出從一線城市向低線城市單向流動的特征。
在珠三角內部遷移的61家企業中，近三成是從東莞、珠海、中山等非一線城市遷入深圳。從事數字化門店開發的廣東智助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成立于佛山，并在2022年于深圳成立總部和研發中心，并保留了佛山的生產基地。
企業能在城市群內不同能級的城市間多向流動，并在不同城市布局相對應的業務分支，可以說是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一種理想形態，而這種形態在珠三角初見雛形。
長三角城市群內部遷移最熱門的路徑是從上海遷往蘇州——更具體的來說，是太倉。2020年起，有80家高新技術企業陸續從上海遷移到了蘇州，其中55家的目的地均為太倉。
孫莉表示，隨著太倉招引企業數量的增加，目前面臨的更大挑戰是業務端的銜接。“現在團隊和高管都來了，但如果沒有業務，公司開了也白開。這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
注冊地和人的遷移已經發生了，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看企業是否能把業務也搬過來，并在遷入的城市落地，進而真正激活城市的優勢產業形成集群。
企業的遷入可能是招商鏈條的終點，卻只是城市獲得產業增長的開頭第一步。
